5月27日晚，西安交大金禾中心访问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黄有光院士为西安交通大学的同学们呈现了一场精彩的讲座，题目是《全球灭绝与动物福祉：有效利他主义的两项优先》。黄有光院士是福祉经济学与公共政策方面的专家，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并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黄有光院士指出，尽管贫困问题的解决势在必行，提升动物福祉仍具有其优先地位。原因有三：其一，与传统研究中对于平等与效率的重视相比，近年来的研究更强调平等对于效率和增长的有利影响；其二，人们倾向于有效地促进平等，包括在具体问题上采取效率至上的态度并追求整体上的平等；其三；研究人员（包含经济学家、哲学家等）已经比普罗大众更加倾向于平等主义了。在此基础上，黄有光院士说明了存在主义风险（existential risks）的定义，并分别讨论了如天体碰撞这类频率较低的外生风险、可能导致全球生物灭绝的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一类的外生风险将降低我们的不确定折现率（uncertainty discount rate）以及为子孙后代牺牲掉当期消费的意愿，这一笔费用将反映在对整治此类环境问题的意愿消费提高。

    如果我们期望的福祉无穷大，那么我们牺牲当期消费的意愿也应当无穷大，这与理性决策的原则相悖。在此我们需要引入边际效用的概念来进行分析，而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其一，通过观察人们的实际行为估计人们愿意为降低死亡风险付出的金额。其二，通过直接询问人们的意愿。其三，通过效用方程进行求解。而传统经济学并不认可后两种方法。值得一提的是，“快乐研究”（即对人们幸福感的研究）的相关结论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些思路。

    根据费米佯谬，发展到我们这个程度的文明、会很快面临灭亡，否则高阶文明彼此之间将能够建立起联络。但考虑到宇宙有多么巨大，联络实际上是十分困难的；如果人类在近一二百年内仍然能够成功规避灭亡的风险并保持现有的发展速度，未来的科技进步可以大幅提升人类的福祉。为此可以采取的政策措施是对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征税。但由于污染的恶果往往反映在几百年后，当前存在着难以估算其边际社会危害的问题。黄有光院士对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税额应至少涵盖治理污染所需的边际成本。此外，黄有光院士指出了科斯批判庇股税时所犯的错误，因为他的结论是基于全有或全无的极端情形。

    由于时间限制，黄有光院士最后提到，关心动物福祉是道德水平提升的体现。讲座精彩纷呈、引人入胜，同学们兴致勃勃、积极互动，纷纷表示受益匪浅。最后，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讲座圆满结束。之后，部分学生围住黄有光院士继续讨论问题、交流观点，黄有光院士一一给予认真解答。